一八六七年：将提出问题的人淘汰出局
前文：1861年 1862年 1863年
1864年 1865年 1866年
本文较长，正文约8000字。
1867年的10月22日，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，代表美国政府，将一幅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画像，赠给了一位叫做徐继畬的中国官员。
赠像仪式上，蒲安臣有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。
他先是赞誉徐继畬具有难得的世界眼光，撰写出版了讲述“中国国界之外各国历史地理”的专著《瀛寰志略》，并感谢他在书中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“置于其他一切伟人之首，……置于你们自己国家所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首”。为感激这种赞誉，现任美国总统“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，制作了这幅画像”，跨山越海赠送给徐继畬。
然后，蒲安臣安慰并鼓励徐：
所谓“安置在国家元首身边”，指的是清廷于1865年颁布上谕，重新起用徐继畬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”。所谓“你已经被委任为一个事业机构的首脑”，则是指徐继畬在恭亲王奕䜣的支持下，于1867年2月正式成为“同文馆总管大臣”。
蒲安臣向徐继畬赠送华盛顿像，是晚清外交史上一桩非常独特的事件，可谓国际社会对中国人“开眼看世界”的一次积极正面的回应。徐继畬进入总理衙门并出任“同文馆总管大臣”，也是晚清改革史上的一桩标志性事件，一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观察到的那般，徐的复出是清廷在释放改革信号，是一个“好的迹象”[2]。
徐继畬像，美国国家图书馆藏
一、比魏源更理性
今人谈及晚清“开眼看世界”的先驱，通常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魏源和他的《海国图志》，而非徐继畬和他的《瀛寰志略》。
其实，《海国图志》与《瀛环志略》这两本著作，几乎同时完成于1840年代。前者的成书时间是1842年（五十卷本）、1847-1848年（六十卷本）、1850年代（百卷本）；后者的初稿完成于1844年，初刻本问世是在1848年。两书的作者，魏源与徐继畬，也几乎相当于同龄人。魏源的生卒年是1794-1857；徐继畬的生卒年是1795-1873。魏只比徐大了1岁。
然而，这两个同时开眼看世界的同龄人，看到的世界却大不相同。
魏源接受了“大地如球”的新学说，不再坚持天圆地方的传统认知；《海国图志》里也载有来自欧洲的新式半球图。但他拒绝按新式地图，将地球划分为欧、亚、美、非、奥五大洲（南北美洲合一，缺南极洲），反援引佛典做了一番考据，称地球只有四个洲——东胜神洲、西牛货洲、南赡部洲与北具庐洲。亚欧非是南赡部洲，美洲是西牛货洲，东胜神洲与北具庐洲在北极之海与南极之海，还未被发现。他还论证说，南赡部洲是“四洲之冠”，中国是南赡部洲中最尊贵的“东方人主”。印度是“南方象主”，蒙古是“北方马主”，西洋是“西方宝主”。他们全都不如“东方人主”尊贵。[3]
这种牵强附会、狗尾续貂式的考据背后，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“文化优越感”。
最能体现魏源这种文化优越感的，是《海国图志》里的“夷狄”一词。魏源说，自己编纂此书的目的，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而夷人之所长，仅在技术层面；至于文化礼教，那是万万不及中国的。基于这种理念，他在书中援引自明代而下至乾隆时代的诸多中文资料，“考证”认定“西洋教”乃是“杂学”，其教义最初抄袭的是佛教，后来又抄袭儒学：
此外，他还援引中文世界的各种道听途说，将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描述为以邪术惑人。说教民入教前，要吞吃一枚药丸，日后若泄露邪术，就会排泄出一个“女形寸许、眉目如生”[5]的东西。又说传教士会拿小刀挖取教徒的眼睛，用来炼银：
徐继畬与他的《瀛环志略》里，这类基于盲目的优越感而产生的偏见，要淡薄许多。
尽管徐继畬也说过“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”[7]这样的话。但他没有像魏源那般，主动撰写长文去论证这一点。据徐与友人张穆的通信，他写下这种句子的目的，是希望规避一些不必要的政治舆论风险——张穆在收到《瀛环志略》的书稿后，写信劝告徐，要他将《皇清一统舆地全图》收进书中，且放在卷首。因为这幅地图以中国为世界中心。张穆告诫徐，不要忘记明代徐光启、李之藻的历史教训，他们当年没有这样做，“遂负谤至今”[8]，到了今天仍被清帝国的知识分子鄙夷和批判。徐采纳了张穆的建议，在卷首放了一张“拱极朝宗”、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地图。
与《海国图志》相比，《瀛环志略》的另一处极大不同是：它极少使用“夷”“胡”“狄”这类带有文化贬损涵义的词。这是徐继畬不断修订自身认知后产生的结果。该书的早期手稿《考略》里，原本存在着许多“夷”字，如“英吉利”一节2429个字，就有21个“夷”字。后增补修订，更名为《志略》出版，英吉利一节增至7620个字，“夷”字却被全部删除。徐继畬有意识地使用“泰西”“西洋”“西国”这类中性词，取代了当时中文知识界惯用的“夷狄”。那时的清帝国官场，惯用“夷酋”来称呼外国来华官员，徐继畬也有意识地改成了“英官”这类中性词。[9]
附带一提，“夷”字在晚清正式弃用的时间是1858年。该年，中英两国签订《天津条约》，内中第51款规定，此后所有公文言及英国官民时，一律“不得提书夷字”[10]。这是魏源去世的第二年，《瀛环志略》出版后的第十年。
此外，与魏源执着于将“西洋教”论证为抄袭佛教与儒教的“杂学”不同，徐继畬对“西教”的抵触情绪要小很多。在比较过佛教、西教与儒学后，徐继畬讲：儒学自然是好东西；佛教“以慈悲为主”也是好东西；那摩西十诫“虽浅近而尚无怪说”，同样是好东西；西教讲神迹，但“无恶于天下”，主旨是“劝人为善”，与摩西十诫差不多，当然也是好东西。徐受了几十年的儒学教育，对儒学有很深的文化自信。所以他又说，传教士来中国，“特欲行其教于中华，未免不知分量”，想用西洋教取代儒家，未免太过不自量力了。[11]
徐继畬这种“愿意承认别人的东西也很好”的心态，也见于他对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盛赞。在《瀛寰志略》第九卷《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》中，徐继畬说，华盛顿“不僭位号，不传子孙，而创为推举之法”[12]，实在是伟大，像极了中国传说中才有的天下为公；他还说，该国“幅员万里，不设王侯之号，不循世及之规，公器付之公论”，实在是古今未有的制度，很神奇[13]。魏源的百卷本《海国图志》，摘抄转帖了《瀛寰志略》对美国的介绍，却删除了徐称赞华盛顿这一节。这种删除或许并非刻意为之，但它至少说明，魏源对徐的这段论述缺乏共鸣。
《瀛寰志略》中对华盛顿的称赞
以上种种区别发生的主因，是魏源与徐继畬的人生履历大不相同。
魏源1844年之前，长期给人做幕僚帮办；1844年中举之后，也只做过知县、知州。他欠缺与“洋务”的直接接触，编纂《海国图志》，也主要是在做一种资料汇编类的工作。徐继畬则不然。1843年时，徐已是福建布政使，以朝廷专员的身份负责办理厦门、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对外通商事宜。直接负责办理涉外事务，自然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究竟是何种模样，《瀛环志略》一书，正是基于这种需要而搜集资料撰写出来的。与魏源埋头于大量似是而非的中文材料不同，徐继畬与雅裨理（David Abeel，美国人）、李太郭（George Tradescant Lay，英国人）、阿礼国（Sir Rutherford Alcock，曾任英国驻福州领事）等来华外国人士有密切交往，不断向他们求教、索取外部世界的资料与信息，并做交叉求证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魏源与外国人士毫无接触。只不过，与徐继畬相比，他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，实在是太过有限。[14]
对徐继畬孜孜于获取外部世界信息的那种饥渴状态，雅裨理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描述：
直接的交流，毫无疑问会胜过间接的听闻。一个负责具体涉外事务的实干派官员，基于现实工作需要而展开的资料搜集与整理，比文化人在书斋里做的资料汇编，显出更客观、更理性，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然而，正是这种客观与理性，给徐继畬与他的《瀛寰志略》，带来了一种迥异于魏源与《海国图志》的命运。
二、比魏源更倒霉
《瀛寰志略》甫一出版流传，即遭到了时人的非议。
有人从他的书中摘出“（日耳曼）殆西土王气之所钟欤”一句，将“西土”二字略去，攻击他妄称王气已不在中国。有人摘出他称赞华盛顿的言辞，说他“故意不当叙述文，而混为议论，含有赞成之意”，是想要挑战爱新觉罗的皇权。[16]
御史史策先说，这本书对于外部世界的风土人情说得很详细，但“立言多有不得体处”，比如说英吉利是“强大之国”，说四海之内没有该国舰船无法抵达之处，实在是“张外夷之气焰，损中国之威灵”。所以自己“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劾之”，生气到想写奏章弹劾作者徐继畬，只是听闻已有同僚上奏举报、且徐的书被勒令毁版才作罢[17]。
曾国藩也在给左宗棠的信中批评这本书，说它“颇张大英夷”，长英国人的志气，灭了中国人的威风。那时节（1858年）的曾国藩，对大英帝国仍抱持着一种盲目的轻视，觉得“英夷土固不广，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”，领土不如大清广阔，人口也远比大清要少，不过是“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”[18]。徐继畬的《瀛寰志略》，正好充当了替“英夷”虚张声势的功效。
这些非议与弹劾，严重影响到了徐的仕途。
1850年，福州因英国人向僧人租赁房屋引起士绅反对，发生了被后世称为“神光寺事件”的外交纠纷。徐继畬时任福建巡抚，已因《瀛寰志略》而声名狼藉。此案一出，遂被一众官员联名弹劾。在给兄长的信中，徐如此描述当日的遭遇：
这些弹劾引发了道光皇帝的震怒，徐被降职以示惩戒。咸丰皇帝上台后，又追查历史问题，将徐彻底罢职。
1852年底，徐继畬回到老家山西，一度以乡绅身份帮办地方团练。1856年，徐重操旧业，在平遥书院做起了塾师，靠着每年约六百余两银子的束脩收入维持全家八口人的生计——用徐自己的话说，是为官多年却“回首生平，一钱不值”[20]，几乎没能攒下什么资产。耗费心血写就的《瀛寰志略》，也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，无法得到再版的机会。1858年，徐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无奈写道：
相比之下，魏源与《海国图志》的命运，就要平坦许多。
虽也不免有人拿着“夷夏之防”一类的大帽子来批判，但魏源与《海国图志》，整体上仍能获得清帝国主流知识群体的认同。这种认同，主要缘于《海国图志》在文化制度层面对“夷狄”的蔑视。
李慈铭读过《瀛寰志略》与《海国图志》后，对前者的评价是：作者太过“轻信夷书”，动不动就用“雄武贤明”这样的词汇，来形容华盛顿这些“泰西诸夷酋”；且作者身为封疆大吏，却写出这种书来，若被外国人看到，实在是有伤国体。对徐继畬的被罢职，李慈铭也是拍手叫好，以“宜哉”两字做结：
对于《海国图志》，李慈铭的评价却是“奇书”。不但赞誉魏源能主动撰文“以抉天主教之妄”，还惋惜慨叹《海国图志》出版后，朝廷的政策没有相应跟进[23]。
李慈铭的这种褒贬，在咸丰时代的知识界，是颇具代表性的。同治光绪时代“开眼看世界”的先驱人物王韬，在回顾咸丰时代时，有过这样一段总结：“时在咸丰初元，国家方讳言洋务，若于官场言及之，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”[24]——咸丰皇帝不喜欢洋务，满脑子都是“以夏制夷”，所以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和官场，鲜少有人愿意公开谈论洋务；谁说洋务，谁就会被视为脑子有病，仕途命运自然也不会好。
处在这样一种时代风气之中，徐继畬对自己的丢官归隐，反生出了一种异样的自我安慰：
隐居乡里的徐继畬，常年“闭门谢客，恒三四月不出馆门，故人偶有枉顾者，亦不报谒。数年中，共事之文武员弁或以寒暄信来，一概不答，邸报亦不借看”[26]——窝在教馆里不出门，朋友来访不回拜，旧同事来信不回复，朝廷的邸报也懒得借阅。这种主动与世隔绝，既是为了避祸，也是出于心寒。然而，心虽已寒，徐继畬的血却仍热。在给昔日好友、曾任福建按察使的保慎斋的一封书信中，徐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：
“弟以获咎之故，转得置身事外，偃息林泉。局外之人多以塞翁失马相庆，每闻此言，寸心如割。伏念气力衰残，不任金革……惟此热血未寒，寸心不死，心中有欲吐之数言，关系安危大计。……欲效一喙之忠，竟无上达之路……(写至此,不觉失声大恸。)五夜思之，往往椎心泣血。邸报从不敢借看，一看即展转终夜，目不交睫。……故惟以批改课文,学吟诗句为消遣之具。……而不知其心头眼底，有‘死不瞑目’四字念念不能忘也。因阁下尽瘁岩疆，得尽臣子之分，又系知我之人，触动满怀心事，故不禁挥泪一吐。……闽中故人如有问弟者，祈亦以此信示之，俾知垂死孤臣，所恨不在饥寒也。”[27]
可见，以“塞翁失马”做自我安慰，不过是一种给旁人看、迎合旁人的姿态。不愿借阅邸报，也是不想勾起内心对时局的焦虑。隐居中的徐继畬，失去了谏言渠道，空有一堆超越时代的见识，心境中全是“死不瞑目”四字。
三、将提出问题的人踢出局
好在，时代很快就变了。
1861年，誓死不肯接见不跪拜之洋人的咸丰皇帝死在了承德避暑山庄，与之一同死亡的，还有他那“以夏制夷”的政治理想。恭亲王奕䜣与总理衙门启动了以“师夷长技”为核心内容的自强改革。徐继畬也重新进入到了朝廷的视野。1865年，徐奉旨抱病入京，成了一名总理衙门大臣。
此刻的徐，已是年逾七十的老翁。朝廷看中他的，已非具体的办事能力，而是希望通过起用他，来向外界传递一种改革信号，充当朝廷改革的风向标，并为核心决策层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持——曾几何时，因为《瀛寰志略》，徐成了清帝国知识界的臭狗屎；如今，总理衙门不但重新起用他，还决定重印他的《瀛寰志略》，将之确定为京师同文馆的教科书之一。
为了让徐继畬的见识在自强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1867年2月，在奕䜣的支持下，朝廷又批准由徐出任“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”。与这项任命配套的，是奕䜣刚刚发起了一项改革，要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、算学二馆，招收满汉科举正途出身者入馆学习。显然，奕䜣希望由徐继畬来具体主持此事——徐正是一位科举正途出身、做到了封疆大吏，又热衷关注洋务之人。
总理衙门的推荐，让《瀛寰志略》的影响力略有扩张。
在1858年责备《瀛寰志略》长英国人志气灭中国人威风的曾国藩，在1867年重新读起了这本书。据曾日记，该年旧历十月，他于初六“阅《瀛寰志略》十六叶”，初七“阅《瀛寰志略》三十六叶”，初八“阅《瀛寰志略》廿叶”，初九“阅《瀛寰志略》十四叶”，初十“阅《瀛寰志略》十九叶”，十一日“阅《瀛寰志略》十六叶”，十二日“阅《瀛寰志略》十三叶”，十三日“阅《瀛寰志略》十七叶”[28]……曾国藩的这场阅读，持续了数月之久，是真当成知识在吸收，而非走马观花随便一翻。
但徐继畬在京师同文馆的改革，却几乎没有进展。
他试图贯彻恭亲王的期望，将同文馆从一所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语言的翻译人才培训学校，转型为一所可以传授国际法、世界地理和西方天文历史知识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[29]。可惜的是，这种期望在招生阶段就碰了壁，引来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朝野舆论的集体攻击。结果是：恭亲王在朝堂上赢下了与倭仁的论战，清帝国知识界的主流舆论，却与倭仁站在了一起。京师同文馆始终无法招到合格的学生[30]。
唯一的“幸运”，或许是徐继畬这一次并没有被深度卷入舆论的漩涡。年过七十老而多病的他，可以是改革的风向标，却已非改革的启动者，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失去了批判的价值。对《瀛寰志略》极为不满的李慈铭，在日记里痛斥总理衙门“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”，提到老迈的徐继畲时，却是：
从昔日的《瀛寰志略》“甫经付梓，即腾诽议”，到如今主持京师同文馆却“不足责尔”，中间隔着二十余年的时光。这漫长的时光，已将“热血未寒，寸心不死”的徐继畬，蹉跎成了批评者眼中不值得批判的无用之人。无用武之地的徐，只能“日唏嘘，不自得”[32]。1869年，眼见同文馆仍难有起色，他终于决定放弃，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职返乡。四年后，徐悄然去世，享年七十八岁。
可堪欣慰的是，他留下的那本《瀛寰志略》，虽然国内反响以负面居多，引起的国际关注却一直相当正面。日本在1859年和1861年两次翻刻了该书；如本文开篇所述，该书还直接促成了美国总统安德鲁在1867年决定赠给徐一幅华盛顿画像。
反观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，引发的国际观感却是另一重景象。
1895年，以慕维廉为首的20名来华传教士，联名写了一封抗议信给总理衙门，请其转交给光绪皇帝。信中称，现在民间的教、民冲突如此之多，与“新刻之《经世文续编》及《海国图志》等书”有很密切的关系，书中有许多污蔑、诋毁之语，比如说传教士用人的眼睛炼银之类，读书人信以为真，再编成“俚词”在底层民众当中流行，许多人“误怀义忿”，生出种种缺乏事实依据的愤怒。他们希望光绪皇帝下旨办三件事，来消弭民间的这种冲突，第一件事便是将《海国图志》等书中的不实文章“铲除禁止”。总理衙门拒绝响应这种要求，他们的回复是：《海国图志》不难查禁，但消灭谣言的最佳办法是“自修”，若自己“无可议”，又何须担心外界的诽谤。[33]
点出这种区别，并不是要苛责《海国图志》。魏源与他的著作自有其不朽的历史价值。
只不过，同为“开眼看世界”，《海国图志》确实有许多不如《瀛寰志略》的地方，后者对文明的体察与叙述，更为客观也更为理性，不但在努力地“开眼看世界”，也在努力地“正眼看世界”。遗憾的是，时代愿意“开眼”，却未必愿意“正眼”。徐继畬带给清帝国知识界的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——比如，被视为海外蛮夷的撮尔小国，已是地球上大部分陆地与海洋的主人；号称中央帝国的大清却只统治着亚洲大陆的一小半，这亚洲又只是世界四大洲（当时的划分）之一而已。新知识、新世界，带来了新问题：
每一个问题，都深深地触及到了清帝国知识界根深蒂固的自信心，引发他们心理上的抵制与排斥。不愿回答和解决问题时，最好的办法便是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。时代不喜欢徐继畬打开的那个世界，所以时代主动将徐和他的《瀛寰志略》，从清帝国的世界里淘汰出局。
注释
[1]《蒲安臣在赠送华盛顿像仪式上的致辞》，原载纽约时报1868年3月29日第10版。见（美）德雷克（Drake，F.W.）著、任复兴译：》徐继畬及瀛寰志略》，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66-167页。
[2]（美）丁韪良著，沈鸿、恽文杰、郝田虎译：《花甲记忆》，学林出版社2019年版，第334页。
[3]魏源：《海国图志四（卷62-100）》，岳麓书社2011年版，第1848-1853页。另：本文多处参考了章鸣九：《<瀛环志略>与<海国图志>比较研究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1992年第01期。
[4]魏源：《海国图志二（卷13-36）》，岳麓书社2011年版，第877页。
[5]魏源：《海国图志二（卷13-36）》，岳麓书社2011年版，第882页。
[6]魏源：《海国图志二（卷13-36）》，岳麓书社2011年版，第882页。
[7]徐继畬：《瀛寰志略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06页。
[8]张穆：《复徐松龛中丞书》，《㐆齋文集》卷三。
[9]邹振环，《<瀛环志略>译名试评》，收录于《疏通知译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2，第361页。。
[10]《中英天津条约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（咸丰朝）》（三）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1023页。
[11]徐继畬：《瀛寰志略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93页。
[12]徐继畬：《瀛寰志略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77页。
[13]徐继畬：《瀛寰志略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91页。
[14]李栋：《徐继畬撰写<瀛环志略>的资料来源》。收录于氏著《鸦片战争前后英美法知识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。
[15] Chinese Repository.1844年5月，第236页。转引自顾长声《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：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66-67页。
[16]徐士瑚：《徐继畬及其<瀛环志略>》，收录于《山西文史资料》第54辑。
[17]史策先：《梦余偶抄》（同治四年刻本）卷1，第24页。收录于《近代史资料 总43号》，中国社科院近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219-220页。
[18]《致左宗棠》，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。《曾国藩全集（二十二）》，岳麓书社2011年版，第598页。
[19]徐继畬：《庚戌九月致服先堂兄》，1850年10月。引自曾燕、涂楠编著：《徐继畬“大变局”认识与涉外实务研究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280页。
[20]《致刘玉坡制军年伯书》。《徐继畬集》（一）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671页。
[21]方闻编：《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》，（台北）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，第111页。
[22]李慈铭：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，第480-481页。
[23]李慈铭：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，第482页。
[24]王韬:《弢园文录外编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2页。
[25]《谢政归里祭主文》。《徐继畬集》（一）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699页。
[26]《致刘玉坡制军年伯书》。《徐继畬集》（一）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672页。
[27]《复保慎斋廉访书》。《徐继畬集》（一）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663-665页。
[28]曾国藩同治六年十月日记。《曾国藩全集（十八）》，岳麓书社2011年版，第450-451页。
[29]冀满红、吕霞：《革新与图治：略论总理衙门时期的徐继畲（1865-1869）》，《甘肃社会科学》2009年第5期。
[30]此番风波的具体情形，可参见本书前文《1862年：同文馆步履艰难》的第二小节“真诚勇敢的顽固者”。
[31]徐一士编著：《一士类稿 一士谈荟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382-384页。
[32]方闻编：《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》，（台北）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，第378页。
[33]《总署奏代递英美两国教士条陈中国教务折 附李提摩太等奏折》，收录于《清季外交史料 5》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5，第2351-2355页
[34]（美）德雷克（Drake，F.W.）著，任复兴译：《徐继畲及瀛寰志略》，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51页。